“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安史之乱中避难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写下的一首诗。诗中所歌颂的“寻源使”，就是西汉的张骞。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巳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牵牛和织女，带回了天马。时逢战乱，国社动荡，人民流离，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时势英雄得展宏图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即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这正是张骞之所以能战胜各种难以想像的危难，获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同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要演导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还得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舞台。这就是平常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此时，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据史书记载，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及时地把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汉代的所谓“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包括今天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及葱岭(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狭义地讲，则仅指敦煌、祁连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即今天的新疆地区。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赶走。

天山南路，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蕃)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凿空西域影响深远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即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我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我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探索新路开发西南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获得的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对匈奴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时，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自远古以来，我国西南部，包括现在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抗击匈奴从军封侯

在张骞通使西域返回长安后，汉朝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探险西南的前一年，张骞曾直接参加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出击漠北。当时，汉朝军队行进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中，给养相当困难。张骞发挥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作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由于他“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事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见，才广识远的恰当肯定。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又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李广率四千骑作先头部队，张骞将万骑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陷入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重围。李广率领部下苦战一昼夜，张骞兼程赶到，匈奴始解围而去。此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李广所率士兵大部分牺牲，张骞的部队亦因过分疲劳，未能追击。朝廷论罪，李广功过两抵，张骞却以“后期”罪贬为庶人。从此，张骞离开了军队生活，但张骞所开始的事业并未结束。不久，他又第二次踏上了通使西域的征途。

再出西域功得圆满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代名将霍去病出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余里，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同年秋天，据守河西的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整个河西走廊，以至盐泽(即罗布泊)完全为汉朝所控制。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又遣卫青、霍去病，分路出击匈奴。卫青大败匈奴单于于漠北，霍去病出代(今山西北部)北二干余里，抵瀚海(即呼伦泊)而还。随着汉朝反击战争的节节胜利，匈奴被迫向西北转移，至此“漠南无王庭”。但是，匈奴贵族仍有可能利用西域的一些附属国，特别是强大的乌孙国为基地，再伺机反扑。要从根本上解除匈奴的威胁，就必须彻底打破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联络乌孙国，以砍断匈奴的“右臂”。这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配合军事形势，开展外交攻势的目的。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了解到，乌孙与大月氏原本都是居住在祁连、敦煌一带的小国。月氏曾攻杀乌孙国王。后来乌孙国王的儿子昆莫得到匈奴的支持，恢复国土，并率军追击已西迁于“塞人”土地的月氏，迫使月氏更西徙大夏。乌孙据有其地，又兼并邻近小国，势力日益强盛，对匈奴也就不大顺从了。匈奴单于曾遣兵讨伐，但反为昆莫所败。此后，乌孙名义上虽然还附属于匈奴，事实上已成为西域的一个独立强国。张骞分析当时的西域形势，认为西域只有乌孙是可以同匈奴抗衡的力量；乌孙如能同汉朝合作，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月氏和大夏等国，定会望风归顺。所以，当汉武帝征询张骞的意见时，张骞提出了联合乌孙，进一步打通西域，孤立匈奴的建议。汉武帝很快接受了张骞的意见，任命张骞为中郎将，派遣他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出发。这时河西走廊已畅通无阻。张骞率领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每人各备两匹马，分别作乘骑和驼载工具，牛羊万计，携带巨量的黄金、钱币和丝织品，浩浩荡荡向西行进。不久，顺利到达乌孙。

张骞携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见乌孙国王昆莫。他向昆莫说明来意，提议乌孙能和汉朝缔结同盟，共击匈奴。并且表示，为了酬谢，汉朝愿意做到如下三点：第一，汉朝送还乌孙东部的故地；第二，遣嫁汉公主为乌孙国王夫人；第三；两国结为昆弟。

当时昆莫已年高气衰，对汉朝的国势又不够了解，加之内部意见不一，未敢应允两国结盟共击匈奴。但表示十分愿意同汉朝建立友好的关系。

张骞看到同乌孙的交涉，暂时无法获得圆满的结果，即派遣副使们持节分别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代表汉朝同这些国家建立直接的友好往来和外交关系，以进一步扩大汉朝在葱岭以西的影响。当时西域各国都已了解汉朝为一大国，汉使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据说，当汉使达安息时，安息国王曾派大臣率二万骑到距离都城数千里的东部边界迎接，中间经过的数十座城市，夹道欢迎和围观汉使的群众，络绎不绝。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乌孙国王昆莫派数十人组成的使团，携带良马数十匹，随同来汉，表示答谢。汉武帝为酬报张骞的功勋，特拜张骞为大行令(相当现在的外交部长或主管外事的副总理)，位列九卿。

元鼎三年(前114年)，张骞逝世。由于过度劳累，一般估计死时不过五十岁左右。一年多以后，张骞所派遣的副使，陆续回到长安，带来了西域各国的使者。这是西域各国，远至大夏、安息，第一次同汉朝直接通使往来。

张骞去世后不久，乌孙国王昆莫遣使来汉朝献马，表示愿娶汉公主，同中国结为昆弟。张骞的遗愿完全实现了。汉武帝于元封六年(前105年)，派遣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出嫁昆莫(后人称“乌孙公主”)．两国正式联姻，结成同盟夹击匈奴。后来李广利又远征大宛。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权进一步瓦解，汉王朝在葱岭东西和天山南北的势力大大加强。汉武帝先后设河西郡，置玉门、阳关二关，戍兵屯守，保护西通道路。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王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开设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三十六国。这是我国古代在巴尔喀什湖以南，葱岭东西广大地区．设置行政机构，行使管理权的开始。班固在《汉书》中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张骞对于我国领土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确实是不可磨灭的。张骞第二次通西域后，汉朝同葱岭以西各国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汉朝和各国使节、商团来往，络绎不绝。一年之中，多者达十余批，少者五、六批，每一批人数，多时可达数百人，少时也是百余人。随着中西交通的开辟，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发展和加强起来。

在张骞凿空之前，希腊人已知道东方有个“丝绸国”，张骞在大夏已看到出产于四川的竹杖和布匹，但这种商品交流都还只是间接的和偶然的。中西的直接交易通商，是自张骞通西域始。张骞第二次通西域时所带去的大量丝织品及其它物品，馈赠各国；而他和副使们回来时，带回了许多“贡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商品交流的形式。张骞死后，汉朝历次的使团，所带去的东西就更多了。而所谓使者，大多是半使半商或亦使亦商的人。在日益发展起来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大量的丝织品，经大月氏、安息、条支等国，远销大秦(即罗马帝国)及欧洲各地。中国的养蚕术，漆器、瓷器、铁器等手工艺品，以及桃、杏、梨等农副产品，也陆续西传。汉朝的先进技术，如井渠法(即坎儿井)，先传至大宛，后为中亚各地广泛采用。

在中国产品和技术西传的同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在张骞通西域前，中国没有葡萄，一般史家认为中国的葡萄种子，就是由张骞或者他以后的汉使从大宛带来的。又如，随着大宛“汗血马’’的输入，养马的苜蓿也自大宛东来。胡椒来自天竺，石榴来自安息。此外，自张骞通使后，胡桃(核桃)、胡蒜(大蒜)、胡麻(芝麻)等等，也都从西域各地进入我国中原地区“安家落户”了。在艺术方面，据说有一种名叫“横吹”的乐器，就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国的，并同时传入了名叫“摩诃兜勒”的曲子。后来汉武帝的乐师李延年加以改进，创造新声二十八解，汉武帝称之为“武乐”(即军乐)。西方的胡琴、杂技、魔术、舞蹈等等也相继传入我国。甚至古典希腊的文化，此时也通过西域间接传入我国。一般史家认为，汉武帝以后我国绘画风格日臻精致自然，多少就是受到希腊绘画的某些影响。

张骞作为中西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伟大开拓者和先行者，功垂史册，其精神在我国一直为优秀的人们所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