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父己”铜罍（léi）是城固县博物馆保存的唯一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见证着城固地区在商周时期的文化交流，成为永恒的记忆、历史的珍藏。

1961年出生的苟保平担任过城固县博物馆馆长，参与了《中国青铜器大全》第一卷城固出土青铜器的撰稿和编排工作，“山父己”铜罍便是他征集到的珍贵文物之一。

苟保平回忆：“1992年，陈邸村的一位农民在挖地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和一些零部件。因为埋藏时间久，加上水中浸泡时间长，青铜器腐蚀严重。后来，这位农民来到文化馆，我听他介绍完情况后便去实地了解情况。”

苟保平初步判断这件青铜器为铜罍，并隐隐约约在铜罍的口沿处看到几个字，但不敢确定。“虽然这件铜罍锈化腐蚀得比较厉害，但器型大体完好。根据之前的文物修复经验，我判断这件铜罍晾干后，应该会好一点。于是，我让他用竹筐垫上稻草，装好铜罍送到文化馆。之后，经过文保人员的修复，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父己’铜罍。”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杨军昌长期从事文物科技保护与研究，参与了“山父己”铜罍的前期研究与保护修复。

杨军昌回忆：“这件铜罍保存状况很差，出土时已经残断成了3块。铜器出土后，我们未作任何处理，经过拼对直接用环氧树脂胶对其进行了粘接复形。我们在接手这件铜器时，发现其基本还保持着出土时的状况，表面被泥垢覆盖，且混杂有红色、绿色的腐蚀物，腹部多处有残缺、变形等病害。我们在完成了文字、照相和病害图记录后，去除了铜器粘接部位的胶，并对3块铜器残块进行了X射线探查。探查发现，铜器腹部的残块保存状况很差，有很多裂缝、裂隙，还有大量凹坑状腐蚀和孔洞等。铜器底部保存相对较好，还有多处垫片分布。”

修复师方萍、杨军昌、马琳燕用了半年多的时间，逐块对文物进行表面清理、脱盐、缓蚀处理，然后拼对、粘接，最后进行加固、封护，完成了“山父己”铜罍的保护修复。

在杨军昌看来，文物的保护修复，不仅仅是把破碎的文物复原，把受自然力侵蚀的文物寿命延长，更是对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一个重新发掘、认识和评价的过程。

罍是古代一种盛酒器和礼器。“山父己”铜罍通高42.8厘米，口径18.7厘米，腹径35.3厘米，腹深38.3厘米，重9506克。

“山父己”铜罍整体造型独特，工艺精良。城固县博物馆保管部部长陈旭介绍，“山父己”铜罍口沿向外敞开，线条相对弯曲；颈部内收，装饰有二道凸弦纹；肩部鼓起，有对称的两个牛首耳，饰6个凸起的涡纹；腹部向内收，腹下一侧还有一牛首形鋬；底部微微向内凹，有矮圈足。青铜器有直唇、方唇等，唇就是口边，“山父己”铜罍为方唇。

“山父己”是这件铜罍口沿处刻着的铭文。学者们通过这3个字，探索出了它的用途和意义。“山”是这件铜罍主人的族名，“父”是他已故的父亲，“己”是排列在一旬中的第6天。商周时期，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要排列祭祀顺序。“山父己”铜罍便是主人为祭祀父亲所做的礼器。

3000年前，“山”族中一个人，奉行着祭祀祖先的传统，虔诚地铸造了一件不朽的珍宝。如今，“山父己” 铜罍静静伫立在展台一角，展现着关于时间久远的探寻。

历史演进，朝代更迭，当年祭祀的身影早已不在，背后的经历也被黄土掩埋。“山父己”铜罍虽然没有了最初夺目的光泽，但其口沿内侧的铭文却跨越时光，将这段故事缓缓讲给世人。

陈旭介绍：“国内出土的‘山’族器物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分布零散，所以还无法确定‘山’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城固出土了‘山父己’铜罍，说明商周时期城固已经和其他地区有了文化交流，只是交流途径尚不明确。可能是赠送，也可能是经贸往来，或者是战争等。但是不论哪种途径，都能证明当时文化间已经存在着交流与融合。”

一直以来，青铜器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由于商周时期的统治中心在中原一带，于是有了“青铜文化不过长江”之说。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城固、洋县交界的湑水河两岸，陆续出土了700余件青铜器。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指出，青铜器是商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城固、洋县一带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地区。城固青铜器的发现填补了汉水流域商文化研究的空白，以数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多年来，关于城固青铜器群的族属问题，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说法。

“山父己”铜罍铸造水平与纹饰工艺可与同时代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相媲美，为部分学者提出的城固青铜器“中原说”增加了实证。

“蜀文化说”是城固青铜器群研究的重要推测。有学者对城固青铜器上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城固、洋县青铜器群和巫山大宁河铜尊、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和竹瓦街铜器群的埋藏形式接近。学者推测，以城固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